《洞庭春色赋》《中山松醪赋》为苏轼晚年的代表作。《洞庭春色赋》约作于元祐六年（1091），《中山松醪赋》是苏轼出知定州时所作，约写于元祐八年(1093)。绍圣元年（1094）苏轼被贬英州，途中在襄邑(今河南睢县)遇大雨不能前行，留阻数日书此“二赋”述怀。
此卷横长306.3厘米，纵长心28.3厘米，俱为行书。其中《洞庭春色赋》32行，共287字；《中山松醪赋》35行，共320字；正文后又有自题10行，共85字，此件作品总计692字，是迄今为止苏东坡传世墨迹中字数最多的作品。现藏于吉林省博物院。
此“二赋”真迹清初为安岐所藏，乾隆时入内府，入刻《三希堂法帖》，清末民初曾与众多国宝一起历经劫难并流散宫外，此卷前隔水、引首在散失时被人撕掉，造成残损。1912年，宣统皇帝逊位，但在逊位后仍然留住于紫禁城。这期间，溥仪将2000余件国宝打包装箱运到了天津，苏轼“二赋”就是在这期间被溥仪从紫禁城里带出的。此后，溥仪迁居于长春伪满皇宫，在伪满皇宫的东北角有一座“小白楼”，后来，溥仪出逃时，不得不丢下苏轼“二赋”以及小白楼中的其他国宝。之后，溥仪所谓的“禁卫军”蜂拥至小白楼，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许多珍贵的绢本字画被撕裂，装书的囊匣和珍藏善本的册页散落了一地……
1982年12月6日，一封来自吉林市的信件被送到当时吉林省博物馆艺术部的办公室，信中说发现了苏轼“二赋”的下落。吉林市五中历史教师刘刚说家里有幅署名苏东坡的墨迹手卷，并说这件东西是他父亲留下的，他的父亲曾经在长春伪满洲国担任下级军官。后经著名书法篆刻家刘廼中先生、北京故宫博物院著名书画鉴定专家徐邦达先生等众多书法鉴定专家的认真对比、分析研究，一致认定此卷为苏轼“二赋”墨迹真迹！确定这件手卷书法墨迹就是当年溥仪从故宫盗出，1945年又在长春伪满皇宫遗失的那件国宝级文物。
此“二赋”为苏轼书法的成熟样式，其字形于方寸之间转圜，但又无一笔逾矩，笔笔圆厚又不见锋芒，势内敛而气悠扬，姿态百出而结构紧密，集中反映了苏轼书法“结体短肥”的特点。以帖中“馀(余)”“游”“葉(叶)”为例，线条绵密而不糊涂，笔画间的重叠将空间压缩，收束紧凑，浓墨渲染出厚重感，纵向的线条排叠与隶意相结合，纵横之间变化万千。
“二赋”笔画墨色油亮，与史述东坡惯于饱蘸浓墨书写相符，东坡亦曾赞美上佳的浓墨应是“一点如漆”“湛湛如小儿目睛”。从此件作品中也能看出苏轼在作书时，对墨色的重视和高深的理解。
手卷是书画裱成横幅的长卷，放在长案上从右至左供展开观赏的字画，历史悠久，实际上是早期竹、木简书卷和图籍形制的演绎。我们熟知的《富春山居图》《千里江山图》《赤壁赋》都是手卷形式，手卷作为中国传统书画中最重要的呈现形式之一，可以无限延展，舒卷自如，便于携带，适宜近距离观赏，表现方式也颇为雅致，与文人的书斋生活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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